无论是以成文法律规定还是以惯例形式规定确立了政党的政治地位，政党的活动与行为均需在本国法治框架下进行，接受本国法律的监督。

Hans-Joachim Rudolphi, in: Systematische Kommentar StGB, 7. Aufl.，2002，§17Rn.1.近年来，责任说在我国也成为一种相当有力的学说。既然如此，相关规范作为公民行动准则所具有的客观效力，就没有遭受无视与挑战。

当地居民对上述禁猎决定普遍缺乏认知，他们世代猎捕蟾蜍并未受到任何警告和禁止。有学者称之为事物性思考(Sachdenken)，以此区别于语言性思考(Sprachdenken)。这一说法存在两个问题：一则，它重蹈了前述将错误的有无和错误应如何处理这两个问题相混淆的覆辙。一旦行为人怀疑其行为有可能与法律相悖，他就有义务立即停止行为，查明其法律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将违法性认识纳入故意的认识对象之中。

诸如杀人、伤害之类的行为，由于其反社会性一目了然，能够阻却违法的是极其例外的情况，故刑法分则在描述其构成要件时就不再提及违法性。同前注[1]，田宏杰书，第94页。[69]张明楷：《论盗窃罪故意的认识内容》，《法学》2004年第11期，第69页。

但在违法性认识的判断中，却完全不存在类似的危险。任何一种肯定违法性认识与犯罪成立有关的学说，都是以承认行为人的行为不被法律所容许为前提的。日后一旦相应的情形再现，人就可以立即唤起这些回忆、直接对事物本身展开思考，而无需以语言作为中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达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刘明祥、张天虹主编：《故意与错误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一旦行为人缺少违法性认识，即可阻却故意的成立。[1] 或许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审判实践极少涉及违法性认识的问题，故具有研究价值的判例寥若晨星，以致学界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从结合鲜活的案例精细地开发和总结违法性认识判断的方法与规则。

法院认定闫某某、王某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这时，规范向其发出谴责的根据就在于他具有敌视法秩序的态度。[32]单纯对于构成要件事实的认知，并不足以支撑犯罪故意的规范内涵。经鉴定，其中1426张光盘属淫秽物品。

[40]可见，尽管责任非难与违法性认识表面上来看都涉及评价，但此评价实非彼评价。人们或许不知道容留他人吸毒的行为已被规定为犯罪，但大都能意识到该行为对他人消费毒品产生了促进作用，而毒品的泛滥将危害国民的身体健康、引发各种社会问题。[35]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原本在自然犯中游离于故意之外的违法性认识，为何在法定犯中就突然摇身一变成立故意的组成部分了呢？在不同的犯罪中违法性的辨认难度存在差异，这只能说明，在不同的犯罪中出现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几率有别，或者在不同犯罪中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避免可能性有异，却不能使违法性认识的归责意义发生质变。这便是两种错误的可谴责性存在差异的根源。

事实上，《枪支管理法》第46条规定的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以及公安部2001年发布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3条所提出的大约以16焦耳/平方厘米的枪口比动能为界的强制认定标准，均与公众的常识基本相符。四、预防政策的实现：违法性认识之具体判断方法的展开 将违法性认识定位在故意之中，使得责任原则在责任与预防的天平中获得了其应有的权重。

前者位于实体法的层面，它取决于犯罪论中的规范思考。例如，从事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本身都可能是正常的职业活动。

[2] [案例2]：2005年初，被告人杨某某(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甘某某(马来西亚联邦国籍)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DIRECTFOREXASIAINC(中文名：德福亚洲公司)，并在境外租借ICTS期货保证金交易平台。②人们总是习惯于指责故意说不当地限缩了处罚范围。同前注[27]，冯军书，第214页。但这明显是一种有罪推定的思维。②责任与不法相对应原则。最后，在案例5中，法院认定枪支的依据是由公安部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2008年实施)和《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2010年)。

其二，公安机关在被告人个人电脑及办公抽屉内查获了有关部门禁止从事此类交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违法性认识的具体判断方法是：第一，根据双层次理论，在将违法性认识对象确定为法律规范的前提下，行为人具备违法性认识的最低标准，是他对立法者据以订立禁止规范的行为反价值性有所认知。

要求行为人为自己的某一危险性格承担责任的前提必须是，他对该危险性格的生成负有过错。阿马杜•桑某和阿卜杜•乌杜出境时走无申报通道，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

前者涉及的是违法性判断的对象，即构成要件事实。探讨违法性认识错误，只不过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进一步解决能否将该违法行为归责于行为人的问题。

它的具备只要求行为人知其行为受到法律禁止即可，并不要求他对法律的价值追求也表示衷心认同。责任说作出这种变通的实质理由据说在于：若某人是在误以为存在某种正当化事由的情况下实施了行为，那么在他看来，自己的行为与那些根本不想实现构成要件之人的行为一样无可指摘。[68]同前注[62]，贾宇文，第130页。由此可见，在激情犯或者瞬间犯罪的场合，违法性认识可能无法以清晰的文字、完整的语句展现出来，或许只能处于行为人注意力光照范围以外的昏暗地带，但这绝不会妨碍它的现实存在。

法院认定杨某某、甘某某犯有非法经营罪。道德和宗教的非难所针对的必定是违反伦理准则和宗教戒律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意识。

理由有二：①行为人对某一法律欠缺认识，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意识就必然与整体法秩序相忤逆。[34]不难看出，该说在不触动故意成立的前提下，将合理减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法官对责任的实质性裁量之上。

) [29]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4. Aufl.，2006，§7Rn.44f. [30]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6-247页。[51]同前注[39]，周光权文，第168页。

理由在于：其一，以我国《刑法》第14条的规定为基点，从规范的故意概念出发，故意的认识对象不能脱离行为的违法性。即，责任的范围必须涵盖不法的所有要素，只有当行为人对不法行为的每一环节和要素均有避免能力时，才能让他为此承担罪责。一旦确认某人出现了违法性认识错误，就意味着他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深信不疑，完全不曾察觉还存在行为违法的可能。[46]判断某一公民是否忠诚于法秩序，关键是看他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触犯法规范之虞时，是即刻悬崖勒马还是依然一意孤行。

[33]面对这一困境，责任说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两套解决方案。换言之，只有当刑法解释是在责任原则的框架内展开的时候，对刑事政策视角的运用才是正当的。

但是，法律规范的原料，即某种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对具体法益的有害性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反价值性，却往往易于为民众所感知。可是，既然责任说也并不否认，故意的成立表明行为将受到最高程度的非难，那么完全不具有或者仅具有轻度可谴责性的人，又何以能够被评价为故意犯呢？其二，有鉴于此，以蒂德曼(Tiedemann)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大量的法定犯来说，刑法对构成要件的描述与法价值判断的联系过于微弱，仅凭它尚不足以为推定行为的法律属性提供充分的基础，只有结合相关的禁止性或命令性的行政法规范，才能使人们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两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二人并不明知猎捕的隼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78]就案例3来说，虽然河南省林业厅于2000年将确山县列为禁猎区，但迟至案发前仅5个月的2014年2月，河南省才首次实施了为期5年的禁猎期。